具体而言，这种公共价值要求每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尊重共同体之维系所依赖的公共理性、合作和最低限度的信任。
(17) 综合来看，伽达默尔认为法律解释所要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以法律文本为基础，在法律动态实践过程中，经历史与现实所结合，由文本创作者与文本解释者所追寻法律意义的视域融合。③王彬：《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法律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是有一个共同的、单一的目标和追求。在这种情况下，结合上下文来确定其含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而目的解释方法，仅仅是指为了实现立法者目的，法律解释者在其他所有方法都穷尽的前提下，最终运用的一种解释方法。(2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版，第197页。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法律解释的目标这一术语的使用和阅读认可范围较大，法律解释的目的也是一个被在大概范围内使用的术语。他认为精神科学的理解过程作为解释者与作者双向的生命交流，而不是主客体之间的单向说明(11)。‘党内法规的权力规限论是指，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行使执政权，自觉借鉴国家法律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限制方式，运用党内法规来管党治党，实现党内管治的法治化。
一方面，党内法规的提法沿用已久，约定俗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接受度。{21} 但是，不能认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的适用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实际上两者往往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中国共产党章程》作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第四，共同的价值取向。
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纪律处理措施有：改组、解散。两者的界限多数情况下是清楚的，党内法规着眼于党内事务和党内关系，调整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国家法律调整的是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和社会关系。立法之前，党组织通过党内法规实现党的领导，党内法规发挥指引和引领作用。从外在特征上看，二者既有经济基础、阶级意志、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又有制定主体、表现形式、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实施方式和保障力量等方面的区别。
二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诸如纲要、指南、标准、规划、裁量基准、办法等大量的规范性文件。（2）地位获得途径不同：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无私的工作同人民群众形成的一种事实性关系，党的执政却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力地位。当然如果确实是法律本身的问题造成了党内法规与法律的冲突那应该由国家立法机关及时修改法律。秦前红等考虑到无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法院审查党内法规的合宪性，还是由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构认定党内法规是否违宪都不现实，提出了设立中央法治监督委员会的设想，与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衔接联动，对党内法规合宪性进行审查。
此外，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军事法规，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军兵种、军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制定军事规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6}王振民则区分了法与法律，他指出，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法律是法的一种，专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
如果不执行法律，而执行党内法规，会在社会成员间造成不公平，损害法律和党的权威。{6}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部分党内法规的规定涉及党和国家的关系，涉及国家权力。
……和国家法律相比，党内法规并不能自我授权，但却可以自我约束。{9}71国家法律体系同样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考察。除了国家制定的法律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法规范。柯华庆提出了党导法规的概念以别于党内法规，并将中国的法治概括为党导法治，即共产党领导的全面依法治国。{16}147另一方面，党内法规已经有相应的制度依据。周望（1982-），男，湖南邵阳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与政治、法治与社会治理。
从性质和定位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属于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如强世功认为，党法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根本在于我们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排除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依然以西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形式法治观作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蓝本。
在党的机关运行保障、特别是机关事务管理活动领域，党规应与国法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党章修改转化为宪法修改的情形。
应该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多数宪法规定得到了细化和落实。在另一端，它与夜警国家联姻产生一种社会依靠自治型法控制国家的控权法。
立法后评估意在对现行立法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发现其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从而为以后法律的立改废提供依据。宪法规定大多抽象、原则，需要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党内法规加以细化。三是社会自治组织制定的自我约束的规范，例如乡规民约。国家立法的表决（决定）程序依法通过会议作出，而党内法规除了重要的须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治局或其常委会会议审批外，部分中央党内法规、纪检条规、部门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均未要求必须经会议审批。
3.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第二，共同的阶级意志。
第二，这是党内法规正当性和法治权威性、统一性的要求。根据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狭义），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制定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可以看到，党领导立法的过程中，《立法法》等国家法律固然重要，党内法规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如学者所说：当下意欲精准界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调整范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困难的，尤其在涉及党的领导政治原则的情形时，这种困难尤为明显。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高度抽象的软法理论无法解释党内法规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性。前者主要是党的领导行为，后者主要是党的执政行为。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
典型的如《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委员会的领导职责包括对本地区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经过清理，废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
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第一，共同的经济基础。
{25}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然应该接受更严格的约束，以保障政治理想和使命的实现。党内法规立法规划制度的缺失是造成法规与国家法律不衔接、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